岳飞（Antoine Hyafil）教授 - 抗击气候变化

如今，全球气候变化的异常造成了世界各地愈演愈烈的水灾和干旱，急剧地破坏各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抗击气候变化意识的觉醒是渐进的，但事到如今，世界各国，不论是欧洲、美洲或中国，都已经认识到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可持续发展的范围不仅是要阻止气候变化、为子孙后代争得能源，它还涵盖以下非常广泛的层面，例如水资源问题，这是许多国家，不论是新兴国家还是老牌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例如生物多样性问题，这不但关系到当今世界的生态平衡，还会对造福后世的科研应用能否顺利开展产生影响；例如减少贫困人口，这是减少暴力、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这些问题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谁都无法逃避，美国哲学家马尔库赛（Marcuse）曾经说过，特权阶层如果妄想躲在金笼子里享受自由结果只会丧失自由。

前段所述各个问题彼此息息相关、互为影响，例如：水资源的问题解决了就能抗击贫困问题、消除暴力孳生的风险；气候变化异常引发水灾或干旱后会破坏生物多样性；以农作物制造生物燃料造成生物燃料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夺耕地，食品供应更加紧张的同时还会导致水资源的匮乏。

气候问题与其它环境问题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应该是，世界各国虽然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一直还没采取果断的行动，这导致了地球面临严重灾难的威胁。面对环境问题，尤其是在气候问题上，人们在内心深处也懵懵懂懂感觉到，人类以万物之主自居，但是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行为终于遭到了报复，可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立刻觉醒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直到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气候问题亟待解决：不论欧洲、美国或中国，在布什总统任内美国各州的地方政府觉醒得比联邦政府早，而在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中央政府则比地方超前。2007年诺贝尔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组（GIEC）的成员以和平奖，也说明了全球意识到应当立即着手改善气候，这已经是世界各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holas Stern）撰写的报告则对行动起来抗击气候变化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坐视不管所要付出的代价做了比较，敲响了警钟，他指出继续观望最后将遭到的损失会极其惨重，比采取行动的花费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有理或没理对保护地球的“良好愿望” 怀有戒心的人，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在这份报告中用了容易被他们接受的方式把问题呈现了出来。

解决的办法并非遥不可及，但是需要动员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包括消费者、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还有企业的力量，步伐一致地行动。

消费者的公民权

普通消费者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公民权，这个权利通过一些毫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习惯行使，如开灯、关灯、乘坐汽车或火车等，这些行为其实对能源的浪费或节约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习惯本身受能源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结构制约，但若给他们时间重新调整生活习惯，也能反过来对能源供应商发挥影响，引导公私营企业跟随他们生活习惯的变化来调整产品和服务结构，使产品和服务更加节能降耗。

由消费者带头来节能降耗会碰到三个问题：
- 信息沟通问题：日常生活的能耗看似微不足道其实积少成多，但是一般老百姓不掌握这样的信息。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发展中国家家庭因电器“待机”所消耗的电量占居民总用电量的4%到10%，然而，把“待机”能耗降到0.2%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时间差的问题：公民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固然可以引导政府的整体工作方向，但在城市规划、居住环境和交通政策上不可能提前设定政府的决策，要知道这三项最终的能耗会占到总能耗的四分之三 ，能节约下来的能耗也占一个国家节能总量的一半以上 。总之政府在城市规划、居住环境和交通政策方面的节能降耗决策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决策一旦做出即使不合适也难以推倒重来。
- 企业与消费者相互影响的问题：在产品消费过程中，主导者是企业并非消费者，企业根据其所理解的消费需求变化来调整商品和服务的能效或商品和服务价值链的能效。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后市场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市场的反应针对的不仅是产品和服务本身，同时还会考虑企业销售产品和服务所用的手段，从这当中判断企业是否履行了它的社会责任。不过我们看到，截至目前为止企业虽然针对消费者需求开发出了许多预测分析工具，但是为其社会责任所做出的举措却寥寥无几。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自身就是有“碳足迹”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碳足迹”标示着某个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用来测量某企业、家庭或个人因每日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的指标），因此政府部门在某些方面可以承担先驱者的角色，例如率先使用清洁能源车就是个好方法。另外，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政府部门本身并不直接参与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只是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或限制措施对企业的经营和个人的活动做出框架性规定。所以，法国的税法就有鼓励个人节约能源的优惠待遇，法国的能源法强制规定，能源供应商必须要改善产品能效才能取得核证的减排量 。最后，政府如能对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研发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就可大有所为，促进降低污染技术方案的诞生。

各国政府能否在各自的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至关重要，能否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协调也十分关键，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节能规则协调一致是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污染必须成为排污者的财务支出项目，实施“谁污染谁买单”的原则，要让有关各方都深刻体会到不降低对全球环境的污染就是反经济的行为。
向污染者收费可采取强制收费或通过市场机制两种方式进行。

强制收费又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 通过统一的法律规定对销售的产品的排污量直接设限，例如欧洲、日本、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政府尚未加入）就对汽车尾气的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了统一的标准。
- 按生产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对产品征税，促使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必须把碳排放量的基本成本考虑进去。

我们还可以在强制收费机制里考虑征收进口税，但这有可能会削弱那些遵守节能规定的国家的竞争力，要避免这种风险，各国的节能规定就必须高度统一，否则强制收费机制就不可行。

除了强制收费以外还有市场机制可以选择，可以在这两种方式中任选其一，也可以采取强制收费为主（例如排碳税）、市场机制为辅的方式。如果以欧盟按京都议定书所设定的机制为例，市场机制明显具有强制收费不具备的优点：
- 测量企业的总碳排量比测量单项产品的碳排量要容易，因为不同的企业在生产同一产品时所使用的生产工艺可能不同。
- 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有针对性地督促污染大户承担责任，为其制定废气排放上限并逐步调低上限，污染企业如要超出废气排放的上限就须按市场价购买排放权。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给企业施加限制排放的压力，另一方面迫使企业付出很高的代价才能买到排放权。
- 市场机制使企业在作投资决定时必须把碳排放的市场价格考虑进去，引导企业采用低污染工艺。
- 市场机制最后的结果是，企业到新兴国家投资低污染项目才能履行其碳排放不超标的义务，这样的投资从经济上来说比较划算，同时也有助于在新兴国家推广清洁能源技术。

大多数大型的全球性企业一直盼望着碳排放市场价格的制定，有了这个依据后它们才能相应制定和实施减少温室效应的长期政策。如今，那些还没有制定碳排放限制标准的国家或产业也都逐步形成了碳排放交易市场，这证明了高污染企业和低污染企业之间有交易碳排放的需求。碳排放价格一旦敲定，就能帮助企业明确其投资决定。昂贵的碳排放交易也允许一定的灵活度，因为企业的减排放政策不会刚一实施就能马上产生明显的效果。

企业

如果没有消费者和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企业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一旦消费者和政府给企业注入了节能减耗的动力、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中体现了节能减耗的总体目标，之后大多时候要靠企业自己找出方法达到法定减排目标。

企业应按以下步骤开展行动：
- 测量碳足迹
- 找到能在短期内减低排量的方法
- 制订和实施长期政策，以促进提高能效的研究、创新手段的开发

企业面临一个重要问题：为抗击气候变化必须采取的种种行动都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新的成本，那么企业应当在其“商业模式”中修改利润，将新增成本从利润中扣除，抑或从深层次彻底反思，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在问题的背后我们还隐约看到，竞争对手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如果采用了不同的对策又将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专家们就这些问题纷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不过，气候变化问题之严峻，全球的消费者、政府、企业都应参与到变革中来，这一变革的规模之大、所涉及的竞争格局变化之剧烈，所有人都应该抛开疑问，只能踯躅前行，没有退路。205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必须降低到目前水平的四分之一，否则届时地球可能会面临无法逆转的气候灾难，欲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减至目前的四分之一就须对发达国家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做深层的批判和反省。另外，几大新兴国家的政府今后做出的居住、交通、以及工业和能源发展的决定也将左右地球的未来，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很“幸运”，它们的未来仍有大片空白，几乎一切都有待建设，那里的企业潜在的市场容量巨大，可以迅速达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利润足以让企业收回投入节能减排创新的成本。

企业如果只满足于将环境成本从利润中扣除、相应降低利润就太被动了,其实许多企业都可以利用这个变革找到新的商机：通用电气的总裁说过：“钞票就是绿色的”，这一说法蕴含的文化背景是，美元钞票是绿色的所以美国俚语将美元称为“绿”，这句话的深层寓意即：绿是大自然的颜色，保护大自然就能赚到盆满钵满！

作者简介

巴黎HEC商业学院金融系教授岳飞（Antoine Hyafil），作为德勤金融和能源讲坛教授负责了本期可持续发展特刊的统筹协调工作。在德勤讲坛中，他致力于开展在法国和国外定点教育项目的教材应用研究，目的是帮助学生和企业领导更好地理解能源市场金融化的趋势、发展碳排放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以及在抗击气候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所引发的战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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